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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凝练特色 凸显优势 打造品牌 —— “相思湖讲席教授”谢天振谈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
  • 来源:  作者: 时间:2017-12-14 11:01:08 浏览次数:29
  • 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文件对111个一级学科新增博士点和硕士点的条件分别进行了规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授权点的申请基本条件明显提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及翻译学二级学科怎样进行下一步的建设?笔者就此对著名翻译理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席教授”谢天振先生进行了专题访谈。

    笔  者:感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近审议并通过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文件规定“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至少具有4个稳定的主干学科方向;至少涵盖本一级学科下设学科方向语种分类中的3个外语语种;至少涵盖本学科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5个主干学科研究领域中的3个;至少有1个学科方向体现申请单位在国内和国际同类学科中的鲜明特色”。过去,比较文学都是在中文学院设置的方向,而在《基本条件》中正式存在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叫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叫“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并提。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学科建设当中必须中外打通,不免让人想起钱钟书的“打通”说。您本人就是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翻译研究,还因此创立了译介学。您怎么看待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尤其是翻译学学科)今后的“打通”趋势?这种“打通”跟钱钟书的“打通”又有何异同?

    谢天振教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今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我有幸参与了教育部对比较文学作为外国语言文学下面新增的二级学科的描述撰写工作,最后的定稿至今还保存在我的电脑里。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是设置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面的,后来才挪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因为有学者认为,将比较文学单纯地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下不是很合理,但是把它放在中国语言文学下也有问题,因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也不可能涵盖比较文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因此,前几年我们在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候提出,为有利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必须增加两个新的二级学科:一个是翻译学,一个是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将它命名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首先是为了区别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次也有借此突显自己特色的意思。然而尽管如此,二者的本质并无区别,都是跨学科研究,都需要所谓的“打通”。实际上,当今世界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都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其背后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打通”。这是今天学科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在进行学科建设时,我们就不可能把我们的研究单纯地局限在某一种语言或某一个文学框架里。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哪怕是国别文学研究时,都需要拓展视野,看到这个学科和其它学科的关系,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打通”的视界下,我们才可以真正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钱钟书的“打通”其实也是体现了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比较文学界将钱钟书推崇为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的原因。记得当时我为教育部对“翻译学”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这两个新增学科进行学科描述定稿时,我就特别强调指出它们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近年发展最快的新的研究方向。前者借鉴语言学、比较文学和跨文化交际的理论,考察和研究人类的口笔译活动及其规律,考察和研究文学和文化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国界的传播、接受和交流的规律及相关理论问题,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批评、应用翻译学、翻译教学研究、口笔译研究、现代科技辅助翻译研究等等;后者(即“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主要借鉴文艺学理论和当代文化理论,考察和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和文化之间的交际、传播、接受和影响的规律,揭示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多元面貌,探讨中外语言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文化研究、文学关系研究、译介学研究、形象学研究、国际中国学研究等等。教育部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设置及定位,我觉得非常到位。这给我们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政策性的指导。所以我们广西民族大学想要建设好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位点,我想应该以此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笔  者:翻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并举,其中更要加强,即加强理论研究。您认为,当下的翻译研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谢天振教授:翻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这就注定了其学术研究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过去国内翻译界讨论翻译的时候,总是强调翻译理论研究应该为实践服务,为实践提供指导。这种观点听上去似乎不错,但实际上就暴露了其对翻译学作为学科的认识的浅薄,甚至可以说是无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必定要关注两个方面。其中的一个是它的实践,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关注翻译能力的培养。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上面,我们需要通过学术研究,让整个社会看到翻译在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国际交往中特别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当下翻译学研究最需要加强的方面。此外,正因为翻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所以在这个领域里还有很多有待开拓和发掘的新领域,例如翻译史的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其实都还不够。尽管已出版多部翻译史方面的著作,但对翻译史的认识和史料梳理上,还是较多地流于表面。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中国学者自己首创的翻译理论建设,更是微乎其微。正因这一点,尽管我们是一个翻译大国,却不能被称作翻译强国,因为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我们的确缺少令国际翻译界瞩目的成就。


    笔  者:感谢谢老师。作为一门学科,除了学术研究,还负有人才培养的重任。您怎么看待这些年BTI(翻译专业本科)、MTI(翻译专业硕士)乃至DTI(翻译专业博士)的发展?

    谢天振教授:BTIMTI的发展可以说是近年来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令国际译学界瞩目的重大成就。国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段的时间内,在BTIMTI的建设方面,取得如此大的进展。短短的十年时间,截至2016年,全国一共有233所高校获准开设BTI,有205所高校招收MTI学生。近年还有学者提出DTI的教育设想,主要培养专业的管理人员、高级从业者和语言服务的高级培训师。之所以有人会提出设置DTI学位点,就是希望能给MTI学生一个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是学界内部对这一教育提案还存有分歧。因此DTI究竟该怎么发展,恐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是,BTIMTI这些年由于发展过快,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许多学校在建设BTIMTI学科和学位点时,直接套用传统的学术型学位点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将专业型和学术型学位点混为一谈,使得BTIMTI学位点的建设有点非驴非马——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具备扎实的进行学术研究的根底,又没有表现出BTIMTI所强调的实践能力培养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几年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全国翻译专业教指委最近几年也在对各个MTIBTI学位点进行进校考评,希望能及时了解并扭转现有的问题,以保障BTIMTI能够健康发展。


    笔  者:作为广西民族大学的相思湖讲席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您比较了解我们的学科现状和我校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的办学定位和特色,您是如何定位咱们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咱们的亮点在哪里?未来咱们该如何整合现有的资源并突出学科优势?您是否看好咱们建设“双一流”的前景?您对我们未来的翻译学学科建设有什么建议和期许?

    谢天振教授:我觉得广西民大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确很有自己的特色。学校依靠地处西南边陲、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地理优势,强调和突显东盟国家语言和文学。但是,我们的主干学科领域的研究(如英语语言文学和法语语言文学)似乎还没有很好地利用我们自己独有的优势。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广西民大的外语学院想在全国的外语院系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恐怕还是要让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法语语言文学专业跟东语学院的语言文学专业联手,达到双赢的目的。东语学院在语言教学方面确有特色和优势,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力量也还比较薄弱。如果能够联手英语和法语两大语种专业,他们的教学和研究都将展现出新的优势。同时,我们的英语和法语专业若与他们联手,那么与国内大多数同类院校相比,我们也将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显示出独有的优势。总而言之,倘若能够从这一方面努力突显我们的学科特色和优势,跻身“双一流”学科还是很有希望的,但如果没有打好这样独特的一张牌,恐怕就比较困难。

    至于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特色,其实你的问题已经突显出来了,也就是民族性、区域性和国际性。我想我们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是要强调这三个“性”。我认为,目前外国语学院在这三个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够。就像我刚才的建议,我们要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好,一定要打好这三张牌: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而民族性也好、区域性也好、国际性也好,都离不开我们的地理优势,即地处西南边陲,和东盟接壤,所以我们与东语学院联手就很有优势。比如说少数民族典籍的外译,其实不光是把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到东南亚各个国家,它也包括把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翻译到国际大家庭里面去,也就是要翻译成国际通用外语,进入英语世界、法语世界,这就需要我们和东语学院的专家联手。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教师还应加强内功修炼。老师们在教学上兢兢业业,表现都相当不错,但是从学术研究来说,还显得单薄。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学科建设好,必须投入大力气开展学术研究。没有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是没有后劲的,只能原地踏步。我希望学校和学院的领导能够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且采取相应的举措,鼓励和推动外语学院的老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在科研方面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笔  者:谢老师在民大除了指导博士研究生,还指导了一个中青年教师团队。虽然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成效显著。请问谢老师在“传帮带”方面有什么样的理念?有什么经验是值得推广的吗?

    谢天振教授:最近十几年来,国内高校纷纷在引进人才方面加大了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为高校间的人才流动、人才资源共享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有些学校在引进人才时的一个做法我并不是很赞成:他们把某著名专家学者引进后,只是关心该专家学者以该校的名义在国际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却并不关心该专家学者为该校的学科建设、青年人才培养做了多少贡献。我批评这种做法是“花钱买数字”,这个数字就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论文的数量,却没有实现引进人才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到广西民大后,所做的并不是仅仅以民大讲席教授的名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几篇论文为目标,而是把眼光放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我希望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能够在民大把比较文学、翻译学的学科真正建起来,同时还能够带出一支中青年科研队伍。在外院领导和院里相关老师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我们组织了一个由近十名老师参加的读书班,带领大家按指定的书目,一本一本地细读,每月撰写一篇读书报告,在我驻校时每周进行一个晚上的讨论,我不在校时则利用微信群不间断地进行交流和讨论。如此一年下来,我们明显感觉到青年老师的科研意识加强了,学术研究的能力提升了。迄今为止,总共已经有六位老师的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其中一篇即将发表在翻译界的权威刊物《中国翻译》上。还有几篇文章也已经基本定稿,且很有可能被有关刊物录用。民大的这个做法和所取得的经验还引起了相关兄弟院校的注意,他们还准备派人来学习呢。倘若学院的研究生也能跟中青年教师一道,细读经典,撰写读书报告,这个读书班就更有成效了。遗憾的是,不少研究生只是来旁听,没能真正融入读书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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