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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造一个资源共享的学术平台——写在谢天振比较文学暨译介学研究资料中心揭牌之后
  • 来源:  作者:谢天振 时间:2017-12-19 11:13:52 浏览次数:57
  • 20161129日,在广西民族大学美丽的校园里,以本人名字命名的“谢天振比较文学暨译介学研究资料中心”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暨比较文学译介学学术研讨会。一时嘉宾云集,近30位国内比较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和出版家,与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的100多名师生一起,亲临现场,对资料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之余,在会议的间隙以及会后便有人问我:“为何你要将私人藏书捐赠给广西民族大学?”言外之意颇有一点“为何你不把藏书捐赠给你任教的上外,而要舍近求远捐给广西民大”的意思。

    在此我想首先要说明的是:一是当初将拟建立的“比较文学暨译介学研究资料中心”以我个人的名字命名既不是我的本意,也不符合我的本意,所以一开始我对此提议是拒绝的。但是广西民大外语学院领导出于凸显资料中心的译介学特色、扩大影响、提升档次的考虑,坚持要以本人名字命名,最后我也就只能同意了。当然,后来揭牌仪式上著名翻译家杨武能教授的一席发言也印证了该领导当时的这种考虑还是有道理的。杨教授说:“你们这个资料中心用谢老师的名字命名,用对了。这样,这个资料中心就成了一个品牌了,人家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资料中心的特色在哪里,优势在哪里。”

    二是把我的藏书捐赠给上外,譬如把我的比较文学藏书捐赠给上外文学研究院,把我的翻译学和译介学藏书捐赠给上外高级翻译学院,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前者的前身——上外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和上外社科院——都是我工作过多年的部门,后者是当年我与柴明熲教授一手创建的,我在高翻学院一直工作到退休后仍然没有离开,我对它的感情不言而喻。但是一则因为要把我的藏书截然分成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两个部分,不是很容易,而且分在两部门,对研究者使用也不是很方便。二则我正好要在广西民族大学招收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博士生,而广西民大这方面的藏书相当缺乏,这样,未来的博士生进来以后,他们要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非常困难。基于这个考虑,我决定还是把我的藏书捐赠给广西民大更好一些。毕竟,相对而言,上外图书馆和相关部门的资料室这方面的藏书要比广西民大丰富得多。

    让我感觉欣慰的是,广西民大外院的领导在考虑接受我的赠书时,并不是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而是一开始就是站在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资源共享的学术平台这个高度上考虑的。广西民大外院其实有一个现成的几百平方米的资料室,里面也有一定的空间,安置我的几千册赠书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那样做的话,我的赠书很可能就“淹没”在原有的几万册图书里,而凸显不出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为此,他们不断与广西民大学校领导沟通,终于得到学校领导层的理解与支持,在学校图书馆的正对面楼房里划出一块将近200平米的场地,相对独立的一个楼层,并下拨了一笔添置相关硬件设备的专用经费。于是经过适当的场地装修,购置了一批必要的书柜、书桌和电子设备,比较文学暨译介学研究资料中心的基本建设终告完成。201611月底资料中心的揭牌仪式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嘉宾和师生参观了资料中心,中心所处的临湖面山的优美地理环境以及它富有特色的藏书,博得了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赞叹和好评。

    众所周知,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来说,图书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基础。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他们的前辈是在怎样一个图书资料匮乏的环境中进行学术研究的了。那时各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图书经费都相当有限,别说进口的图书资料,即使是国内出版的图书,也很难充分满足研究者的需求。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80年代,谁拥有一本或几本最新的重要进口图书资料,谁就在某一学科领域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不少学者,包括我自己,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只要有出国的机会,必定会抽时间去逛一逛当地的书店,假如看到与自己的专业密切相关的书籍,哪怕再贵,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带回国内。不像现在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年轻人,只要轻轻地动一下手指,轻按书桌上的电脑键盘或掌上的手机,瞬间就能获得海量的信息。国内的,哪怕是国外最新出版的图书资料,片刻之间就能获取。

    然而,网络图书信息资源的丰富发达,固然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我把它戏称为“网络依赖症”: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在读的硕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他们在做学术研究时只是依赖网上的信息资源,却不肯迈开自己的双腿到图书馆、资料室以及相关的地方去寻觅、发掘、发现第一手的资料,这也因此局限了他们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一些专门的学术课题来说,网上的信息资源再多也是不够的、不全的,只有通过艰辛的寻觅搜求,才有可能发现珍贵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对某一特定领域的学术研究做出独特贡献。譬如,如果做中国翻译文学史研究,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学生编著的那本《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因为它极其具体、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特殊时期翻译文学在中国当代史上所曾经历的时代语境。尽管我在拙著《译介学》里对该书的目录做了完整的介绍,但目录毕竟只能给你一个概貌,要了解该书的具体内容,那非得看原著不可。然而像这样的图书资料——历史性的,当时也没有公开正式出版的,网上是不可能提供的。而你要看到原著,恐怕只能到我们这个刚刚建立的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资料中心来了。

    诚然,就规模而言,尽管我们同时得到了外研社等国内七大出版社的图书赞助,我们这个资料中心目前的规模也还是比较小的,再加上目前我还没来得及把全部藏书捐赠出来,现在的图书仅是我的第一批赠书,所以总藏书量还不到一万册。但是,随着资料中心的正式启动,我们会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包括单位和个人的资金赞助和图书捐赠,它的规模会不断扩大。目前,我们的藏书首先是以特色取胜,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比较文学史料


    众所周知,最早译介到中国来的比较文学理论著作是1931年傅东华翻译的法国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和1936年戴望舒翻译的法国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傅译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上世纪90年代曾重新出版过,但戴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在中国大陆却一直没有重新印刷出版。本中心藏有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最初出版的一套四册的傅译本和台湾在上世纪末重新出版的戴译本。

    比较文学尽管已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式引入中国,但由于战争及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比较文学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是美国学者李达三教授(英文名John Deeney率先在台湾高校创立了比较文学博士班,之后又在香港高校推动比较文学的研究,才带动了台港地区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蓬勃兴起。之后,李达三教授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一职时,又积极筹措资金,先后邀请大陆高校的数十名教师去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崛起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由此可见,如果要研究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台港比较文学学者的相关著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中心收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港比较文学家的主要论著,如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郑树森、周英雄、袁鹤翔三人合编的《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周英雄的《小说·历史·心理·人物》,张汉良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郑树森编的《中美文学因缘》,古添洪的《记号诗学》等书,弥足珍贵。


    二、翻译文学史史料


    说起来,我对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关注其实要早于对比较文学的关注。还在文革期间,我从上外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一所中学做外语老师,那时我就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了上百万字的内部资料。尽管无名无偿,但我乐此不疲,因为我喜欢做翻译。我喜欢翻译,更喜欢翻译文学,但文革期间外国文学的翻译却是一片荒芜。所幸在这片表面的荒芜底下,还暗藏着一泓鲜为外界所知的清泉,那就是文革中、后期出版的所谓“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翻译图书。这批图书主要是外国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譬如苏联学者写的《拿破仑传》、美国学者写的《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的德文译员回忆波兰与苏联及东欧各国外交关系的《目击者——哥穆尔卡译员的自述》、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波伦关于美苏关系的回忆录《历史的见证(1929—1969)》,反映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事迹的《麦克纳马拉——他在五角大楼受到的严酷考验》、反映代表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出使中国的基辛格生平的《基辛格》(上下册),以及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重要将领朱可夫生平的《朱可夫》、反映阿根廷前总统庇隆政治生涯的《庇隆与阿根廷》,等等。还有一套四册由美国学者撰写的描述纳粹德国历史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在文革中更是炙手可热。由于当时这些图书都是所谓的“内部发行”,一般读者不可能获得,所以也就奇货可居。譬如我提到的这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在当时的黑市市场上甚至可以换到一辆崭新的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那可是相当于我们当时一般人三四个月的工资啊。

    除了政治性读物外,还有文艺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当代美国、日本和苏联的文学作品。我因为专业的缘故,更多关注并收集当代苏联文学的翻译作品,如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夏天》、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现代人》、艾特马托夫的名著《白轮船》、拉什金的小说《绝对辨音力》等,以及同属“内部发行”的专门刊载外国文学作品译作的期刊《摘译》。当时掌握着意识形态权力的“四人帮”之所以会选择并组织翻译这些作品,是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如翻译《最后一个夏天》,是为了让我们国内的有关读者看到苏联社会涌动的反斯大林思想;翻译《现代人》,是为了揭示苏联社会上党员干部的腐化,以印证“四人帮”提出的“苏联共产党已经蜕变成修正主义政党了”的断言;翻译《白轮船》《绝对辨音力》等作品,则是为了提供宣扬人性论的“反面教材”,等等。这些图书的翻译出版,从最初翻译选题的确定,到组织人员翻译,再到最后的出版发行,都有一套特殊的流程。因此,对这些图书资料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今天了解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上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代翻译理论中关于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也是不可多得的、极其生动具体的案例。

    关于翻译文学史的史料,除了上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学生编写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那样绝无仅有的史料外,我这次捐赠的书籍中还有一批图书也弥足珍贵。譬如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翻译的英国作家勃朗特的《洛雪小姐游学记》(上下册,现通译《维莱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一套三册)、休谟的《人之悟性论》(一套三册),傅东华翻译的亨德的《文学概论》(一套四册)和上面已经提到的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一套四册),魏肇基翻译的卢梭的《爱弥儿》(一套三册),等等。更值得一提的还有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即《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而让我倍觉珍惜和自豪的更有:这些书,包括未能在此一一列举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商务版图书,不是我从旧书店淘来的,而是我的老丈人年轻时直接从书店购买后一直保存在身边,在其晚年才馈赠予我的。老丈人出身中医世家,解放后从事中医文献资料研究,曾参与旧版《辞海》中医条目的编撰,所以他的藏书多是一些中医典籍。但他年轻时肯定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所以才会藏有这么多当年出版的翻译文学书籍。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图书居然能够历经文革的劫难而保存下来,实在堪称奇迹。众所周知,文革中迫于压力,家家户户“扫四旧”,都“自觉地”把家里所谓的“封资修”物件和图书,或是交给单位的造反派,或是自己“主动”把它们销毁,许多珍贵的图书文物就这样毁于一旦。老丈人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在文革中也曾经被迫写了所谓的“认罪书”贴在家门口。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居然没有把这些有可能被作为“罪证”的书籍毁掉,那可是冒着相当的风险的。所以我今天把这些珍贵的图书捐赠给资料中心,以让更多有需要的读者分享,也算是不负老丈人当年冒险保存这些图书的一番苦心吧。

    与翻译文学史史料有关的图书,还有上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的“林译小说丛书”中的《迦茵小传》《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等,以及岳麓书社于上世纪80年代整理后重新出版的清末民初的一批翻译文学作品,如《胡适译短篇小说》、周桂笙旧译《毒蛇圈》、李霁野译的《简爱》、奚若译的《天方夜谭》、王实味译的《还乡 珊那的邪教徒》、戴望舒译的《爱经》、施蛰存译的《恋爱三昧》、曾虚白译的《肉与死》等。此外,还有鲁迅、周作人最初的文学翻译集《域外小说集》、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等,以及伍光建先生的哲嗣伍蠡甫先生赠送给我的《伍光建翻译遗稿》。这些图书对于从事中国翻译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和师生来说,都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与意义,从中可以发现许多仅凭网上资料或有关著述中转述的资料所难以发现的问题。


    三、学界前辈、同辈、晚辈学人题名赠送的著述


    这一部分的捐赠图书达数百本之众,也最是凝聚着我个人的不舍情感。

    机缘凑巧,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我即有幸踏入在中国大陆刚刚开始重新崛起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由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交叉性,我有机会亲聆到许多心仪的学界前辈的教诲,不仅仅局限于自己最初的俄苏文学圈子,还进入到了英美文学、德法文学、东方文学等几乎全部的外国文学圈子,因而见到的不止是俄苏文学界的前辈,如叶水夫、戈宝权、草婴等,还有东方文学界的季羡林,德语界的冯至、赵瑞蕻,英美文学界的杨周翰、王佐良、方平,法国文学界的林秀清等著名外国文学家和翻译家。更让我受益的是,比较文学还让我跳出了外国文学圈子,进入了与外国文学专业相邻的其他人文学科专业,尤其是中国文学学科里的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等专业,我也因此有机会拜识了贾植芳、汤一介、伍蠡甫、蒋孔阳、唐弢等著名前辈,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学术视野。如今,尽管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贾植芳、方平等前辈先后驾鹤仙逝,但他们生前赠送给我的个人著译作品却一直收藏在我的书柜里。每每我走过书柜,一眼瞥见他们的著述,眼前顿时会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耳边会响起他们亲切的话语声,感觉似乎他们并没有离去。

    前辈学者给我的赠书数贾植芳先生给我的最多,在资料中心里占了整整一个展示柜。大家知道,贾先生一生坎坷,四陷囹圄,铁窗夺走了他一生最宝贵的20余年岁月。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复出”以后,先生笔耕不辍,一面整理旧著旧译,一面发表新论。中心陈列的数十本先生的著译作品,从他早年的文学创作《悲哀的玩具》《贾植芳小说选》,译作《契诃夫手记》,到他晚年的散文、日记《暮年杂笔》《早春三年日记》《不能忘却的记念——我的朋友们》等,既是先生晚年著译编作品的丰硕展示,也是我与先生深厚的“忘年之交”的见证。

    与贾植芳先生的豪放、豁达、朗声直言相比,杨周翰、王佐良两位先生给我的感觉更多是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派头:说话音调不高,语速平缓,语气温和。他们送我书时都附有他们的亲笔信,但书上(杨先生的《镜子与七巧板》和王先生的《翻译:思考与试笔》)却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墨宝。我在80年代就买了杨先生的《攻玉集》,但与杨先生见面多次,也从未想到请先生给我题词。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抱憾不已。

    季羡林先生的著述我收集得不多,仅有《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和《季羡林谈翻译》两书,前者是北大出版社前副社长张文定送我的,后者是季先生题词送我的。季先生题词中称我为“老友谢天振同志”,让我受宠若惊。

    这里我也非常感念著名翻译家方平先生对我的厚爱。他几乎每出一本新著或新译都会题词赠送给我留作纪念,从他80年代初出版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到新千年出版的《呼啸山庄》的新译本,有十数本之多。

    中国比较文学界一北一南两位“女掌门人”乐黛云教授和饶芃子教授,她们的大部分著作我都拥有,如乐先生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 乐黛云卷》,饶先生的《比较文艺学》《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等等。不过,说实话,她们的作品我还没有全部捐赠出来,尤其是她们俩的散文作品,包括上述方平先生的译作,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读一读以后再捐赠。

    资料中心收藏的同辈比较文学家给我的众多赠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我们国家比较文学重新崛起后所走过的30年道路的“检阅”:从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卢康华、孙景尧合作的《比较文学导论》(1985年版)——他们执意要各自单独题词送我一本,以示友谊,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1987年版),刘象愚翻译的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1987年版)以及他和陈惇合编的《比较文学概论》(1988年版),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1988年版)等,到前几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整整一套24本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由此可见,本中心收藏的比较文学资料,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台港和内地的相关图书,是比较丰富的。

    同样比较丰富的是翻译学与译介学研究方面的前辈和同辈朋友的赠书,从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方平的翻译论文集《谦逊的真理》、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和近20卷的《杨武能译文集》,杨仁敬的《海明威在中国》、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到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翻译学》,再到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张南峰的《中西译学批评》,等等,凡一、二百种。

    至于年轻学者和我的学生的赠书,如赵稀方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田全金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李小均的《自由与反讽:纳博科夫的思想与创作》、刘小刚的《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江帆的《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那就难以一一计数了。通过这些著述,我也切实地体会到为什么古人要说“后生可畏”了。


    四、硕博士学位论文打印本


    我曾经笑称自己是“博士论文答辩专业户”,这是因为最近一、二十年来,差不多每年我都要审阅好多篇博士论文,并参加一二十场相关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多的时候甚至在一个月内(通常是5月)要审阅30多篇博士论文,直看得我头昏眼花。这些论文的专业方向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比较文学专业的,有的是翻译学或翻译研究方向的,有的是俄苏文学或英美文学专业的。考虑到要在广西民大招收比较文学译介学方向的博士生,我有意从此前这么多年审阅过的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挑选出数十本有代表性的论文存放在我们的资料中心,供未来的博士生阅读参考。这些论文有的相当优秀,甚至已经公开出版;有的则存在着博士论文写作时的共性问题,诸如选题不当、论证不足、有失学术规范,等等,可以为未来的博士生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引以为鉴。这些论文上大都还留着我当初参加论文答辩时所做的记号和简要的评语,这些也可为阅读这些论文的博士生们提供一些启示。

    其中所收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不多,均为台湾辅仁大学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指导的译介学方向的学位论文。当年我在辅大讲学时发现了这些论文,觉得它们的题材甚好,如《漂洋过海的缪思:美国诗作在台湾的翻译史(1954-1992)》《说了又说的故事:19世纪英国小说中译本在台湾(1949-1994)》《英语戏剧在台湾的翻译史:1949-1994》等,对我们大陆的研究生甚至学者了解台湾的外国文学译介史颇有参考价值。康士林教授见我对这些论文很感兴趣,便慨然相赠。我带回后一直保存至今,现把它们一并捐赠给资料中心,相信对研究台湾翻译史的师生会有所帮助。


    资料中心的揭牌仅仅是第一步,要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共享的学术平台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是要对藏书进行科学合理的编目,并建立网站,让书目早日上网,以便各地研究者可以便捷地检索和找到所需要的图书资料;其次是要建立相应的管理、运作机制,以便资料中心接待来自各方的研究者前来查阅、利用所藏图书资料;最后,如何进一步丰富藏书、以满足今后可能增长的研究需求,也是需要中心管理者考虑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我个人则还会继续整理自己的藏书,在适当的时候捐赠第二批、第三批藏书。与此同时,我也会积极与有关出版机构和个人联系和沟通,以争取得到他们的继续支持。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术环境的宽松和学术研究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富于学术个性的专家学者。如今他们中有些学者随着年事渐高,正在慢慢地淡出学术界,而他们的学术思想,连同他们在自己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积累起来的图书资料,却形成了一笔具有鲜明学术个性和高度学术价值的财富。因此,如何打造一个资源共享的学术平台,不让这笔财富白白流失,而让它们为我国的学术研究界继续发挥作用,恐怕也是摆在当前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面前的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新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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